《焦点访谈》 真抓实干 为基层减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上率下，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尤为迫切。形式主义积弊甚深、顽固复杂，已经成为阻碍政令畅通、严重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并成立专项工作机制狠抓落实。2021年是开展基层减负的第三个年头。治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党中央连抓三年？现在看来效果如何？

  元旦刚过，吉林长春市东风街道工作人员接到了上级通知，需要收集街道辖区内的企业信息，填报给三个不同的部门。过去，光填报一张表格，从搜集、整理到填报需要40分钟，而现在这位工作人员只花了一分钟。

  吉林长春市汽开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高婉蓉边演示边说：“我们今天需要报送药房的营业状况，就在前面勾选上，直接点导出EXCEL表格，自动生成，在电脑中打开，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群发给三个部门。”

  一键生成表格群发给三个部门，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功能，东风街道下辖8个社区，平时免不了需要填各种表格，2021年初，当地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发了新程序，一份基础资料可以自动导出生成多种不同的表格，实现一处录入、多处共享，相比从前填写报表的时间减少了80%。

  2021年是党中央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第三个年头。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坤说：“中央连续抓了三年形式主义的问题，体现出来中央对于形式主义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央对形式主义的问题是零容忍的。抓了三年，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形式主义的问题比较复杂，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形式主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文山会海，这也是三年来中央一以贯之进行治理的重点。2021年，中央动态监测各地区各部门文件会议情况，提倡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着力纠治层层开会、重复陪会、视频会议不规范等问题。除了文山会海，一些明显超出实际需要的考评、督查也让基层不堪重负。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一方面需要运用督查检查和考核的方式来推动基层工作，激发干部担当作为。与此同时，过多过滥的督察检查考核，又使得基层不堪其扰，很多党员领导干部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干事创业为民服务了，造成了一对矛盾。我个人理解，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督查检查考核的方式问题。”

  减少不必要的考评和督查，也是各地整治形式主义的一个重点。从2021年开始，浙江舟山普陀区着力实现年度考评“最多考一次”。当地充分利用数字化工作平台，将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考评工作与区年度综合考评、各部门单项考核等“多考合一”，给基层减负。

  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翁素飞说：“过去一般有季度考、半年度考核、全年度考核，二三十次总有的。考核季到来的时候，要花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专门去应付考核工作。现在优化了之后，区里面统一组织年度综合考评，这样就一次考核，把所有的工作都考核掉。”

  据了解，2021年列入中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共47项，比2018年的近900项减少94.8%；各省区市年度计划共1184项，比2020年减少17.4%。检查考核事项的大幅减少，使基层政府、企业和学校等都从中受益。昆明师专附小是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窗口学校，过去不少单位都想通过“大手拉小手”的方式进校园进行各种宣传。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校长刘春伟说：“可能有的行业觉得我们来这里就占用了一节课，或者只用一个下午，一个早上，其实我们为了一个活动的开展，要进行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无形当中就耗时，老师的精力用在学校教学这一块，相对说就会更紧张一些。”

  这样的情况过去在昆明不少学校都普遍存在。2021年起，当地教育部门开展了为基层教育行政机构、学校和教师进一步减负的工作，将过去市本级层面对学校的督检评考和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从13项减少为4项。

  云南昆明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人员徐文亮说：“把90%以上的不必要督检考评和社会事务挡在校门之外，让老师可以有一个安心从教的环境。比如督检考评，现在只保留了一项综合考评，而且会在年初就把考评的事项和标准提前发给学校，让学校有充足的时间来落实，不会给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造成影响。”

  2021年上半年，中央集中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清理整合5036个政务APP，减少18%，清理解散24.2万个网络工作群，清理率达37%，并制定政务APP常态化管理办法，为基层干部卸下“指尖上的负担”。

  2021年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第一年，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村级组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村级组织减负、为村干部减负也成为中央治理形式主义的重点之一。

  王占相是河北鸡泽县的一位村支部书记，过去他一年要签20多个“责任状”，让王占相疲于应付。

  “责任状”满天飞，逐步失去了制度成立最初激励干部奋发有为的作用。去年以来，鸡泽县从清理村级组织的责任状入手，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责任状不签了，工作的压力和动力怎么保证呢？吴官营镇的干部采取现场查看进度的方式，当场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尽管村支部一份责任状没有签，但减负并没有减担当。村级组织形式主义负担减轻，让村干部参与乡村建设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年，贾庄村在村支部的带领下克服了各种困难，以土地入股，与其他村合建起了这片占地十八亩的温室大棚，解决了村里30多人务工的难题。

  王占相说：“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部分去掉之后，我们有更多时间精力来思考和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不少地方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临近春节，重庆市璧山区河边镇新四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村集体分红大会。

  去年，新四村村集体取得了历年来最好的经济效益。村干部可以聚精会神谋发展，得益于当地想方设法为基层减负。新四村常驻居民超过3000人，偌大一个村全靠村委会7名工作人员来提供服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委会过去“啥事都要干”，不堪重负。

  为了减轻村干部的负担，当地建立了“四张清单”制。其中，“负面清单”对执法事项划出一道“红线”，明确规定不得将行政执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招商引资等7方面事项交由村级组织实施；“证明清单”瞄准的是“万能公章”问题，取消了开具无犯罪记录、居住、就业等30项“奇葩”证明。“自治清单”和“协助清单”则规定了村级组织职责范围内的具体工作，引导村级组织工作重心回归“主责主业”。

  重庆市璧山区民政局副局长谷山岗说：“清单制度规范村级组织自治事项23项、协助政府工作办理事项27项、不再交由村级组织办理的负面清单7项，明确不再由村级组织出具的证明事项30项，切实为村级组织减负松绑，工作不再像以前眉毛胡子一把抓，行使职责也更有依据、更有底气。”

  清单制界定了权力的范围，厘清了村级组织有关权责边界，不仅让村干部减轻了负担，村里多年的老问题也得到解决。正在建设的合津璧高速公路穿过新四村，由于涉及征地拆迁，多年来进展缓慢。“四张清单”制度实施后，交由交通委员会、拆迁办等区直部门牵头负责，不到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拆迁工作。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清单式的这个制度的宗旨就是厘清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用流程的方式，用图表的方式把权力的范围和责任的范围理清楚，让老百姓能够明明白白看清楚，与此同时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形式主义的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把为基层减负融入纪检监察工作各环节，加大查处曝光力度。以在我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为例，各级纪检部门就通报、查处了一些存在形式主义的现象。一些村民家中厕所连马桶都没装，就通过了验收作为合格项目上报了数字。数据造假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改厕，安徽省纪委监委还披露了亳州及涡阳在平安建设满意度调查中弄虚作假的案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曙光说：“通过形式主义造数字、造政绩，出数字、出政绩，最后出干部这种恶性循环，过去有长久的经验和教训。所以现在整治形式主义就要杜绝这种情况，绝不能因为形式主义的做法淹没了我们工作的激情，遮蔽了工作本来的意义。”

  整治形式主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解决表面上的文山会海、考评督查等等，更要在深入整治形式主义的同时，以基层减负为契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真正让基层的活力释放出来。为基层放权，为基层赋能，激励基层干部减负不减担当、真心干事创业，才能让基层干部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